中总行资金交易室最初的十年

文章：中总行资金交易室最初的十年

新浪博客

作者：冯毅

本文列举了不少人的真实姓名。他们作为一个国际间较大的银行中最活跃的一批人，不仅一诺千斤，而且要对国际行情洞若观火，值得一提。

在那些初始的岁月里，中国银行交易室的初步建立和押运黄金发债等业务，敲响了新中国直接参与各种国际金融交易市场的开场锣。

万事总有一个开头。1981年在高继鲁的提议下，在中行总行老三处，后改叫资金部里组建交易室（处）及资金交易队伍。刚开始时 , 仅有四人，他们是高继鲁，张国文，张璐和本人。我当时被派到香港，从零学习外汇和黄金买卖两年，回到北京正赶上总行成立交易室， 所以就凑了个份子。

开始时交易室没有荧光监视屏（monitor) 去随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两眼一抹黑，仅凭两三台老式电传机，一边做交易，一边了解行情。后在张国文和张璐的努力下首先安装了一台约20吋电视机大小的荧光屏，可随时监视国际行情，眼前顿时明亮。但那时自己做交易，得自己做结算付款，这不符合监督的要求。交易员单独对其他银行和客户，他们在几秒钟里就得对外承诺买卖各种大量的货币，债券和贵金属，答应客户买卖各种货币。这也是代表银行对外承诺，他们承诺后，就要付款。如一个人从承诺到付款全包，这对银行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设置不同的机构和适当的制度加以监管。而且前面一个人交易做的越多，后面结算工作做得也越多，这那里行? 我们建议找来张鹏，李强，钱生，秋朝辉，胡志岩等，将交易与结算工作分开和分散。他们表现优秀，后都调入交易队伍。这前后王愉英和霍团结做债券的发行与交易，资金部做了新中国首批对外发债。这不一定需要资金，是表示能积极参与国际债券市场。后把它其并入交易室。债券交易队伍还有褚鑫强，吴天鹏等。

但，交易记录和成本核算的完整和及时日益成为严重问题。开始时之初是个人用小本子手工记录每笔交易。但随着交易数量的增长，这越来越成为负担。从1973年美元与黄金和其他外币陆续脱钩后，浮动汇价蛰伏几年后开始剧烈动荡的1980至1990的十年，是迄今为止汇价最动荡的十年。国际投机者把汇价像过山车一样地来回推动，一夜之间，汇价经常升降3-5%。这迫使西方几国的中央银行经常对汇市进行联合干预。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资金部当时负责管理全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我们以美元为主，但经常需要买卖大量的其他外币，以满足进口的需要和处理出口的收入。由于当时全国90%的进口全集中在总行，因此中国银行（也是全国的）90%所用的各种外币全由交易室负责买卖。那时的外汇大部分来自香港中行卖港币所得。港币也在投机香港回归的消息下被来回炒低，最多跌至一美元兑10元港币。所以交易室的交易量变得非常巨大，而且还随着我国进出口的增长而增长。这时总行恰恰开始拥有电脑。从开始只有像一台洗衣机大小的单个电脑，发展成像书架那样多机连体。我们计算出前一天每对货币买卖的余额和平均成本（持仓position），并用纽约的外汇收盘价对前一天的买卖余额计算盈亏（mark to market），不管这货币实际使用没有，我们要计算出资金部买卖外汇的成本与盈亏，基本做到了按市价计算（mark to market），同时用货币利差估算持有成本。这是在1982/84年在电脑部葛文配合下，我们交易室代表资金部完成的。这就是外汇买卖报表，它后来成为领导的重要参考。我们也曾试搞过总行进口部和国内各分行的外币实际使用报表并按市价计算（mark to market)，但因数据来源庞杂统计日期不同而不太成功。总之，这三项问题的解决，基本完成了现代交易室的硬件建设。

1983年，我们开创先河由芝加哥引入图表技术，被我们内部戏称为"皇历"，但它对于我们的交易和后来的股市交易开始有不小的指导意义。在谢涌海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解决了在总行做金融期货的转账问题，开始了黄金期货交易。前一段伦敦和纽约分行的王雪冰，刘金宝，赵盛彪等做了不少黄金交易，北京总行资金部交易室也开始直接做黄金交易。这以前全要委托香港宝生银行做总行管理的黄金。总行也开始做货币期权。这些都值得一说。

大约在1986/87 年，总行在阜成门建成新大楼，在王雪冰的努力下将交易室现代化，我们也前后从北大北外等校找来像戴莹，孙昊，张宜兵，杨建刚和陈志纯等大学毕业生及郝建平，冯兵等研究生。及从其它部门和分行调入的秦立儒，梁国强等。他们的加入，大大增强了交易队伍。当时我们自豪的自我认为全国上大学首选金融专业，而学完金融要去中国银行，而中行又首选交易室，这不过是自我高兴一下的说法罢了。但我们为后来发展到有刘祖繁，朱敏等等大批微信群里的后起之秀而感到高兴。 因市场信息不够灵通，在王雪冰的提议下，将资金交易队伍的大部分由北京搬到香港。以上就是总行交易室最初的十年建设。

交易室见证并不得不直接搏击于浮动汇率剧烈动荡的十年，并参与了我国股市的初建的一部分工作。我经历了押运黄金白银的全过程。

总行资金部要将存放在北京的大量黄金运往伦敦，寄存在那里，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1983年卓长仁以武力劫机，在这事发生一两个月后就因业务，需要空运黄金去伦敦，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紧张。公安部决定派人同飞伦敦，帮助我们。但需决定他们的人是否带武器上飞机好一路保护。从保卫的角度来看，是需要的。但他们的人要出问题，飞行员和资金部工作人员都会大大处于弱势，而且国际间有保险业务，另外带武器进入别的国家问题很大，所以最后决定不能带任何武器。飞机还要飞经巴基斯坦，通知他们吗？如通知，可能会走漏消息，反倒被动。如不通知，就得不到巴政府的任何保护。最后决定，在飞机起飞后，再通知巴外交部，将泄漏的可能减到最低。同时在飞机起飞后由人保通知伦敦劳合社进行分保。

当时一个存放黄金的地方在西交民巷老的总行大廈地库下，离毛主席纪念堂很近。我们要将黄金从那里运往首都机场，再由飞机空运去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在城里运送，当时只有用多辆解放牌敞篷大卡车，每车坐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和两名资金部工作人员。搬运和装载汽车全靠我们自己。资金部的工作人员用铁勾，将每个包装如鞋盒大小黑色的钢纸盒，重约25公斤的两条纯金，一箱一箱搬上车。第一批黄金运送在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不久。但西交民巷总行院子小，解放牌大卡车不得不停在街道上装载黄金，我们前后共进行了三四次。这样许多路过的人都看到了。于是就有谣传，说开挖主席纪念堂时挖出黄金。当然这是善良的谣传。

在机场，黄金装载飞机，由机器操作，就比较顺利。波音747飞机满载120吨，因黄金很重，考虑到安全问题，整个包机不能装满。我们将包装黄金的钢纸盒平铺在飞机中部的甲板上，每一片平铺如大号单人床。我们在飞行中渡夜时，就睡在这些黄金“床”上，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做着“黄金梦”飞行。飞机很顺利到达伦敦机场，没多久伦敦中行联系好的几辆专业押运车将黄金运到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的地库里，因黄金上有国际认可的印记，而免去了检验的手续。当时还没有金属探测器，而进出的工作人员全靠称身体重量来防止盗窃。

飞机回程时满载白银。当成吨的白银在伦敦机场装上回北京的飞机时，这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正所谓“白银十万回归路，雪耻百年销烟仇”。我们从过去销毁鸦片以来的一百多年，清政府后期腐败无能，对外赔出多少白银！我们今天把过去失去的东西又部分从开始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使我国开始赔付白银的国家的首都英国伦敦拿回来。没准儿，这里面就有过去满清赔出的白银。这真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资金部代表中国银行对外发行首批债券，1989年6月年间，交易室用黄金调期的方式在没有给市场造成多大影响的情况下，解决了临时的资金问题，这都离不开资金部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此同时，中国的股票市场正紧锣密鼓的筹建中。我们以丰富的外汇交易经验积极参加讲课，讨论股票交易方法。同年，上面提出要加强整顿，令人担心的是，搞股市是否在被整顿的范围内，股市还要不要搞下去？我们在西直门的会议上提出搞股市正是为了规范整顿当时比较散乱的股票交易的行为。所以不仅要搞，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搞，稳定了一部分人心。这些都在股市的初建中留下了中国银行的身影。

中国银行的交易队伍就是这样在激烈变动的国际金融的舞台上拉开了表演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间各种金融交易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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